北京吉利学院图书馆教育资讯汇编第65期

北京同志摄影

一份乏善可陈的高校就业率排行
近日，一份名为“75所教育部直属高校就业率排行”的榜单，被网友们转发且评论得相当火热。这是人民网教育频道根据教育部直属的75所高校相继发布的2014年毕业生就业质量年度报告，整理汇总出的75所部属高校本科毕业生就业率排名。
近年来，大学毕业生就业形势一直令社会舆论关注，因此，这一就业率排行榜一出笼，就被“疯转”，是可以理解的。可是，实事求是地说，这一份排行榜，并无多大价值。
首先，单从就业率统计本身看，各高校的就业率就无可比性。把统计时间不同、统计口径不同，且可能有注水成分的数据，放在一起比出高下，会闹笑话。
这次各高校公布的就业率，统计截止时间各不相同，比如，北大截至2014年11月15日，复旦大学截至2014年10月31日，清华大学截至2014年12月1日，而排在第一的中国药科大学截至2014年12月31日。众所周知，统计时间的不同，对就业率数据的影响很大。在每年6月31日毕业生离校时，全国的平均就业率只有70%，而到了年底，平均就业率则要高20个百分点。
各高校就业率统计的口径也不同，按照教育部的要求，就业率统计是用就业人数除以毕业生总数，而就业人数则包括签约就业、灵活就业、自主创业、三支一扶、出国留学、升学人数等。有的高校在统计时，就业人数为签约就业、灵活就业、出国留学、升学，而有的高校则为签约就业、灵活就业、出国出境、暂缓就业、升学。不同的统计方式，会导致统计结果不同。
其实，对于目前把出国留学和升学也计算为就业的统计方式，是有争议的，因为如果把升学作为就业，有的本科院校就会把考研作为就业的出口，强调考研，而忽视本科教学，把留学作为就业，则会在留学数据上做文章，如把一些正在准备出国留学的也计算为已经出国留学。反映学生真实就业情况，应从毕业总人数中减去升学、留学的人数，即有意愿就业的人数，再统计这些学生群体就业的实际情况。
另外，在统计灵活就业时，如果就由学校自行统计，再进行发布，那么，这很有可能出现弄虚作假。近年来，不要说统计灵活就业，就是统计签约就业——为防止灵活就业统计造假，教育部门比较看重签约就业——也出现高校为提高签约就业率，要求学生就业，和学生“被就业”的问题。为此，在就业率统计时，应该用第三方数据，而不是由学校自己统计的数据，教育部也要求高校在编制就业质量报告时，要采用第三方数据，但还是有不少高校就用自己的数据，而没有采用第三方数据。
其次，就业率无法反映一所学校的就业质量，更无法反映一所学校的办学水平，对于实行通识教育的学校来说，更是如此。就业率只是就业的数据统计，就是统计真实，也只能反映有多少学生已就业，可却无法反映出就业的质量，包括薪资待遇、行业岗位、用人单位评价、职业发展空间等，而这些是就业质量报告更重要的部分。只关注就业率，而忽视就业质量，会引导学校比拼数据，而不重视质量。
再就是，不同高校应该有不同的办学定位，对于教育部直属的75所高校来说，他们中的大多数，应该实行通识教育，以能力为导向办学，而非以就业为导向办学，用就业率指标来评价学校，会让这些学校转而关注就业，围绕就业开展教学，如此一来，这些学校与实行职业技术教育的学校有何差异？
这些问题，是媒体在进行相关排行时，必须注意的，不能为吸引眼球，而忽视常识性问题，更不能以功利的视角关注学校办学，加剧学校的功利化。当然，这也为高校编制高质量的就业质量报告提出要求。在去年上半年高校第一次发布就业质量报告时，21世纪教育研究院就曾对发布情况进行评价，发现高校就业质量报告的质量并不高，问题就包括统计时间不一致、统计口径不同、缺乏就业质量信息、采用第三方数据不够等等。作为面向全国的就业质量报告，如果各高校的统计时间不同、统计口径不一、自说自话，各报告提供的数据，就没有可比性，公众在使用报告时，确实很难判断哪所学校的就业质量高，哪所学校的就业质量低。媒体可能在排行时，“误以为”既然是按教育部门统一部署发布的就业质量报告，数据统计时间、口径等应一致，因此直接进行比较，却没想到还有最基本的问题都没有解决。
（摘自熊丙奇博客）

高校毕业生就业质量报告的独立性和专业性有待提高
2014年度广东省高校毕业生就业质量报告近日出炉。全省45.95万应届毕业生中,94.61%的人完成初次就业,但初次就业率较去年整体下降。其中75.5%的毕业生走向企业;另一方面,94.5%的毕业生留在本省发展。而人均2890元的薪酬较去年上涨,深大、中大分列研究生和本科生薪酬之最。（新快报1月27日）
就业质量报告年年发布，但除了教育部门、相关高校“有点在乎”外，究竟有多少学生在乎，尤其准备报考大学、考研的学生将其作为重要的选择依据之一，恐怕很难乐观。政府部门发布高校毕业生就业质量报告，是一项推进信息公开、信息服务的重要工作，但要让发布的就业信息真正有用，需要重视引入独立的第三方力量，进一步完善就业质量报告。
目前发布的就业质量报告，高校间可以比较一下初次就业率高低、学生起薪高低，可是，初次就业率本身，本无多大价值。调查显示，学生毕业半年、一年之后的工作变动情况相当大，因此，发布初次就业率，除引导学校关注这一数据之外，并不能反映学生的中长期就业情况。要让就业质量报告，有更大的参考价值，有必要发布毕业一年、或三到五年的就业情况，包括岗位变动情况、薪酬变动情况、用人单位的反馈等。
拿这次质量报告发布的学生薪酬来说，在行业大类平均就业薪酬中,最高的是采矿业,为3431元/月,最低的是住宿和餐饮业,为 2587元/月。这只是起薪，因此，这一起薪比较，无法给学生选择专业、进行职业规划，提供更有说服力的信息——采矿业起薪高，可职业发展空间如何？薪水增长空间如何？
高职的初次就业率（96.06%）超过本科(93.52%)和研究生(90.54% )，这和全国的情况一致，有舆论解读，高职就业形势好于本科和研究生，以此希望学生重视高职选择，而这只是初次就业率的比较，高职毕业生的就业岗位、职业发展空间能和本科和研究生比较吗？而这些信息，却在就业质量报告中没有呈现。
其实，不同类型、不同办学定位的学校，是不应简单地用就业率数据来比较的，博士、学术硕士、实行通识教育的本科，应该以能力为导向培养学生，关注这些学校的办学质量，不应该用就业率数据，而应该用能测评学生综合能力的数据，就是用就业情况数据，也应该用中长期就业数据，突出用人单位对学生能力的评价（香港地区高校，就十分重视雇主对学生的能力的评价），以及校友捐赠率数据（毕业生中有多少捐赠母校）。专业硕士、培育应用技术人才、职业人才的本科和高职，则应该以就业为导向培养学生，可以用就业率数据来反映社会对这些人才的实际需求，但这些数据，最好是中长期数据，而不是毕业离校时的数据，同时，这些数据应该由第三方机构跟踪统计，而不应该由学校自行统计，报教育主管部门审核发布。
这是就业质量报告存在的一个十分重要的问题，即由于数据的真实性存疑，导致其公信力不高，为此建议教育部门在发布高校就业质量报告时，应尽可能用第三方数据，而不是只用学校提供的数据。甚至，从推进教育管办评分离出发，可以将高校就业质量报告的编制，委托给独立、专业的第三方机构进行。这可整体提高就业质量报告的质量，让就业质量报告更具科学性、专业性，在引导学校合理规划办学，以及受教育者、社会机构选择学校方面，发挥积极作用。
（摘自熊丙奇博客）

“自主招生，自授学位”不该成为绝唱
1月9日，南方科技大学调地为第一届教改实验班的学生举办了毕业典礼暨学位授予仪式。记者近日独家获得一份“南科大首届教改实验班毕业生升学录取名单”，截至时间到2015年2月7日，这份名单清楚地罗列着15名毕业生的去向：牛津大学、耶鲁大学、伦敦大学、杜克大学、香港大学……这15名学生主要来自物理、化学、金融数学3个专业。据了解，南科大的这批首届毕业生，符合毕业条件的一共是28人。从目前已知的收到世界名校录取通知书的15名学生看，所占比例已经超过半数。（钱江晚报2月12日）
对此，有人对南科大首届毕业生的质量表示认可，也有人质疑，为何南科大的首届毕业生，都选择到国外名校，这不把南科大变为了“留学预科”吗？这种质疑，是对南科大首届学生的学位授予性质不了解所致，这批学生获得的学位，只是南科大的学位，而非国家统一承认的学位，因此，这批学生如果想继续深造，他们只有选择国外的大学，因为在国内连报考研究生的资格也没有，如果他们不准备深造，而想就业，也只能进不要求本科文凭、学士学位的民营企业，而难进入国有企业，更不要说报考公务员了。
这就提出一个问题，为何这批学生的学历、学位，国外大学可以认可，而国内高校却不认可？记得当年南科大推出自主招生、自授学位的改革时，曾有大学教授表示，等南科大学生毕业时，他去招南科大学生为研究生，但现在表态的教授都不见了，因为他们知道，这根本不可能，就是导师看中了南科大的学生，可却难以逾越现在的考研制度。
这正是我国教育管理体制的核心问题所在。我国目前实行国家统一授予文凭、学位制度，这一制度貌似可以保证人才培养的质量，但却限制了高校的办学活力，对应统一授予文凭，实行按计划招生、按计划培养和按计划管理，高校办学陷入千人一面，与此同时，有一些获得学位授予权的学校，不认真办学、保障质量，而是做文凭买卖，一些学生上大学也是为混一张文凭，国家统一授予文凭制度，反而保护了一些劣质教育。
针对这种情况，我国教育规划纲要明确提出，要推进教育管办评分离的改革，落实和扩大学校办学自主权。南科大创校校长朱清时更把“自主招生、自授学位”、“去官化、去行政化”作为学校的两大改革，可以说，这直指我国高等教育的弊端，引来一片叫好。
南科大首届“自招”学生，虽然明知不能获得国家统一承认的文凭，但还是选择了南科大，而且还有些学生放弃国内其他名校，这表明他们并不是冲着获得文凭而选择南科大；而南科大办学者也明白，他们不能给学生一张国家承认的文凭，只有货真价实的教育，才能得到社会认可——这是自主授予学位的价值所在。这也一定程度证明，自主招生、自授学位在我国是可以行得通的。
当然，也有一些舆论认为，由于南科大招生规模小，所招的学生本身都很优秀，目前这批学生能有这样的表现，不足以说明这种办学模式，就可以复制，而且，南科大首届毕业生中目前还有10多人没有顺利毕业。这些舆论令人心酸，因为，不要说南科大的模式复制给其他学校，就是南科大自身，这种办学模式，只在这一届学生身上存活了一年，从2012年这届学生起，其招生就已纳入计划招生，毕业的学生将授予国家统一承认的文凭，也就是说，这是南科大第一届自授文凭的学生，也是最后一届。至于还有10多名学生没有顺利毕业，这正从另一个方面体现自授学位的优越性——学校会严把质量关，实行淘汰制，对无法达到毕业要求的学生进行淘汰，以让学位获得社会认可。
从教育改革角度看，我国应该给部分学校自主招生、自授学位的探索，尤其像南科大这样定位为小规模的学校，一方面，这些学校可以做到小而精，确保自主办学、自授学位的质量，另一方面，先从局部试点，可以探索、积累经验。针对自授学位，我国应探索建立学位认证制度，这就从以前单一的由国家统一授予文凭转为由学校自主授予、社会专业机构实行认证的新的教育体系。
我们期待南科大未来，会重启“自主招生，自授学位”的改革，这一改革，不但关系到南科大是否坚持创校时提出的改革理念，也关系到我国整体教育管理体制改革。能否放权给学校自主办学、自授学位，是我国是否动真格推进教改的试金石。
（摘自熊丙奇博客）

舆论和大学应各自守住界限
据媒体报道，1月9日，南方科技大学低调地为第一届教改实验班的学生举办了毕业典礼暨学位授予仪式。校方没有通知媒体，还封锁了所有入口，任何人都要凭学校证件才可进入。
这和南科大创校初期的“高调”完全不同。从朱清时上任起，南科大的一举一动，都被媒体关注，频频上“头条”——2011年南科大首届学生全员自主招生、这批学生随后被要求参加当年的高考，深圳市为南科大公选局级副校长，南科大管理暂行办法公布，南科大理事会成立，香港科技大学援助南科大的教授离开南科大并发文质疑朱清时，南科大退学学生炮轰南科大管理混乱，等等。
南科大一路走来，可以说，媒体的报道，成就了南科大，也让南科大“被放在火上烤”，一些不恰当、越界的舆论，甚至影响到南科大的正常办学。如何处理好媒体报道、舆论监督和学校自主办学的关系，厘清舆论监督和学校自主办学的界限，也是南科大改革，以及整个中国教育管理体制改革、现代学校制度建设中，值得探讨的一个重要议题。
南科大最初的“高调”，是改革的策略
客观而言，朱清时校长从上任时起，是希望借助舆论的力量，推进他所倡导的“自主招生、自授学位”、“去官化、去行政化”改革的。在笔者看来，这种策略在初期是正确的：一方面，社会公众当时并不清楚这两方面的改革价值，朱校长借助媒体的报道，宣传自己的改革理念，既树立起南科大的改革形象，也对我国高等教育所要进行的关键改革进行“普及”；另一方面，通过舆论的力量，推动政府（包括教育部和深圳市政府）下决心放权改革。2011年，朱校长在接受媒体采访时曾明确表示，期待舆论“拯救”南科大，因为当时南科大一直苦等教育部批文，好不容易等到了，答复却是只批准“筹建”，没批准招生。
从实际效果看，当初的“高调”策略是成功的。首先，还没有获得招生许可证的南科大，宣布“自主招生、自授学位”，获得社会舆论普遍支持，也吸引了众多优秀学生报考，招生十分火爆，南科大还没有正式办学，就因改革之名而成为名校；其次，教育部门也加快对南科大筹建审批的进程，2012年4月，教育部公布《教育部关于同意建立南方科技大学的通知》，南科大正式“去筹转正”。
非专业的舆论监督，让南科大饱受舆论之苦
在接下来的南科大办学中，舆论却开始“转向”，从最初高调的支持，逐渐演变为一边倒的质疑。卸任前的朱清时回忆称，一边倒的舆论让南科大几乎“翻船”。个中原因耐人寻味。
舆论可以起到向公众宣传学校办学理念、向行政部门施加压力、促进改革推进的作用，但是却无法代替学校和政府的沟通、校方和师生的沟通。南科大的办学者，在这方面有考虑不周之处，而舆论也在这一期间存在不专业、越界的情况。
比较典型的是香港科大教授离开南科大以及南科大有学生退学。这两起事件，反映出两大问题：一是南科大注重外部舆论宣传，却忽视了在内部达成教育改革的共识。这就好比舆论支持去行政化改革，但这不能想当然认为所有南科大行政人员、教师，都自愿接受去行政化改革。只重视外部环境营造，而忽视和师生的沟通，反过来会造成师生产生某种逆反情绪。对于行政部门也是如此。二是有的舆论监督报道缺乏专业性。本来，任何学校有教授辞职、学生退学，都是很正常的，不值得大惊小怪，可是，对于南科大，这仿佛成了天大的事：只要有一名学生选择退学，似乎就意味着南科大办学的失败。这非但给学校正常的办学带来压力，也夸大了南科大的内部矛盾。这期间，也有媒体主动反思对南科大的报道是不是太“过火”，但更多的媒体却苛责南科大的内部管理，南科大陷入“内忧外患”。
笔者一直认为，初创阶段的南科大，关键在于理顺政府和学校的治理关系，在内部办学中，也要建立合理的治理结构，但要求南科大一开始就把所有制度建好，并不现实，具体的办学也需要一个完善过程，比如，在没有获得招生许可证时招生，这在改革语境之下，是完全合适的，因为可通过招生，倒逼改革推进。
南科大走向“低调”，在情理之中
在朱清时校长任期的最后两年，南科大变得“低调”，这是在情理之中的。南科大已经过了再高调宣传改革理念的时期，很多具体的办学事务，必须实打实地推进，而这些事务，是不必通过媒体进行报道的。道理很简单，如果把任何校内的教育、学术决策的讨论过程都进行报道，那讨论如何进行下去？
当然，南科大走向低调最根本的原因，还在于朱清时校长最初提出的两大改革，并没有如预期顺利推进，2012年学生不再进行全员自主招生，而是纳入高考，采取三位一体的评价方式进行录取，从这批学生开始，南科大毕业生将授予国家统一承认的学位；南科大去行政化改革，也因南科大校级领导有局级级别，而遭质疑。这次南科大首届学生毕业，授予学位，学校的低调处理，连朱清时校长也没出席，应该是刻意而为，学校不希望再卷入争议的漩涡。
如果拿恋爱和婚姻来看南科大，“高调”中的南科大是在谈恋爱，憧憬未来生活的阶段，把未来想得太过美好，也很正常；而目前“低调”的南科大，则是在过日子阶段，这也正是我国教育改革的真实写照，目前的南科大，更需要舆论给予理性的、恰如其分的关注。学校在舆论场上变得低调，对于正常办学来说，并不是一件坏事。理性的舆论应该意识到，南科大“自主招生、自授学位”、“去官化、去行政化”改革推进受阻，这是政府层面放权不彻底的问题，而不是南科大自主办学的问题，因此，应持续推动政府放权进行改革，同时给予南科大自主办学的空间。
舆论和大学各自守住界限
与国外大学——包括名校和名校校长——并不经常见诸报端相比，我国大学和大学校长却时常成为新闻的主角，这和我国大学正处于改革之中以及大学经常曝出各种新闻有关。在正常的办学形态中，大学其实应该有相对安静的环境，不受外界打扰自主办学，舆论报道、监督和学校的自主办学，各自守住界限。
长期来，我国大学缺乏办学自主权，教育和学术严重行政化和功利化，舆论一直呼吁要把办学自主权交给大学，并尊重教师的教育自主权，可是，在介入学校报道和监督时，不少舆论有时也在扮演干涉学校办学自主权，表面呼吁改革实质却在反改革的角色，这必须引起媒体的反思。
对于教育改革，舆论应着力监督政府部门和学校行政放权；对于大学的办学，舆论当然可以监督，但必须明确基本的原则。在高校内，近年来都在推进行政权、教育权和学术权分离，也就是说，行政力量不得干涉教育、学术评价、决策，要把教育事务、学术事务的管理交给教师同行委员会——教授委员会、学术委员会，根据本校的办学要求，对教师的教育教学、学术研究做出评价，而且，在评价中，还会听取学生的意见。除此之外，行政力量不能干预教育和学术评价。很显然，校外的监督力量，就更不能越俎代庖，对学校教师的教学、学术研究进行评价了。
舆论对学校办学的监督，主要在于教育经费的使用，学生权利的保护等领域，包括报道大学出现的教育腐败、学术腐败、学术不端现象，侵犯教师、学生权利的行为，而对于具体的专业性质很强的教育事务、学术事务，则不能干涉，这包括设置学科、设置专业、组织教育教学、开展学术研究和国际交往等。这属于办学自主权范畴，应由学校内部民主管理、决策。近年来，教育部已要求高校制定大学章程，制定大学章程后，大学就依章程办学。清华大学章程就提出：“学校举办者和国务院教育行政部门按照政校分开、管办分离的原则，依法对本校进行监管，尊重和保障学校的独立事业单位法人地位和办学自主权，提供和保证学校的办学资源，保护学校事务不受校外机构、组织、个人的非法干涉。”
这也给正在探索自主办学的大学提出要求，即应该把向公众公开的办学信息，及时、准确地向社会公开，以满足公众的知情权；同时，应该在学校具体办学中，实行以教育和学术为本的管理和评价，这样，学校办学形成公信力，社会也就尊重学校的办学自主权。
十八届三中全会关于深化改革的《决定》明确提到，要深入推进教育管办评分离改革，落实和扩大学校的办学自主权。贯彻、落实《决定》，无论是政府部门的管理，还是媒体的报道、舆论监督，都要学会尊重大学的办学自主权，明确权力的边界，不能以各种理由干涉学校的办学自主权。当然，这也需要大学完善现代治理结构，提高现代治理能力，建立教授委员会、学术委员会，以整体提高学校的办学质量。
（摘自熊丙奇博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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